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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(2010-12-12 17:53:2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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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12-13 06:08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转自柴静新浪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8b0d37b01017b4x.html
1
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,没座位,大家都坐硬纸板上。
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,拿着手机看照片,这个环境里,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。
他唱到《中国孩子》“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,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。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,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。……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,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。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,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。”
这歌太狠了,象刀子一样扎人,我有点坐不住,听完站起身走了。
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,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,沤了好些年,他才写了这歌,火里水里,就这么沤出来的。
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,把“大难临头”改成“死到临头”,才觉得一吐为快。
2
他9岁彻底失明,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?
他回答,不会的,那时我还没有精神。灾难来的太早,它扑了个空。
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,象心上擦着砂纸“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,每次刚蹲下,姐姐就会在外面叫“完了吗?”我说“没完。”过几分钟,姐姐又叫“完了吗?”我说“没完!”心里特内疚惭愧,仿佛自己是个贼。那时想,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,而且一个人去,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,该多好!”
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,唱得青山绿水的,但70年代出生的人,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?罗大佑唱《童年》是写实,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:“没那么文雅的童年,没山没水,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。”
没什么美,没什么诗意,就是这么个年代,就是这么回事。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。
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,妈妈是老师,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,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“我讲给你听听”。周说“气得我……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,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,你不是看得多吗,我就看得精,背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背一千遍。《古文观止》,古汉语,管它什么,拿起来就背。他就说,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”
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。
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,“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”,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,但不行,就报个高考补习班,离他家二十站地,都是走路。父母没空接,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,那种运煤的平板车,停在外面,他就特别不好意思……觉得这种车,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。就走回去。
十七八岁的时候,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,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,他怕撞了人,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,有一种自卑,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,“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,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,最后一个进去。”
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,有时候要抄好几天,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,“那时关于气候带,测算太阳高度角,都要看地图,理解起来特别麻烦,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。”
他青春期这种狂热,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,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。
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,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,图书馆都是比如《毛泽东选集》,还有一些按摩的书,文学类的极少,《红楼梦》全是洁本,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。他说“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”。
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。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,就开始学琴,学完琴教人,教一小时琴,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。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,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,自己就太亏了,就念世界名著,人家读得辛苦,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,“所以《复活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恶心》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。”
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,“我想上班,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。我特别焦躁,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。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,怎么过啊?我想劳动,但是不被允许。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。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,没有荣誉感,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。”
他嘲笑那种日子是“狗活”,想来北京试试,先看能不能活下来,别的不会,会写诗,会弹琴,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,卖唱挣了二十块钱,觉得能活下去,就留下来了。
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,但他不回避这个词,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,“盲人有自己的祖先。荷马、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,在街头唱歌。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,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。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、冲击,就到处转一转,用唱歌记录时代,一辈子就过去了。”
3
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,碰见的男青年,经常都是三句话,“我漂在北京,我是搞艺术的,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”
有的还有第四句话“你们学校在哪儿?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”
后来看周云蓬写,他当时住在圆明园,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,大都这套路,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,等饭点儿到了,坐人对面,你就得让他“吃一碗吧”
“不吃不吃”
“吃一碗吧”
“不吃”
“别客气,吃两碗吧”
“那行”
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,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,没事整天读《圣经》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,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。自嘲当年的“大而无当”
他自己也说,那个阶段,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。他的朋友写过,“他喝醉了,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,死活不肯进屋,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,一遍遍地狂喊:‘要么握手,要么绝望……要么握手,要么绝望……’
他说“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。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,你要自强不息,身残志坚。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,别老当悲剧英雄。”
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?就是你脱离了个体,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。
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“见招拆招”-------“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,一件一件事情做,不要老想些大问题,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,小问题做好了,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,老想没有用。

4
我俩初见面,我说我是谁,他说我认识你。我一愣,他说97年我在长沙,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,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“火柴的柴,安静的静”。
我都不太相信,怎么会在那儿遇上?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,我奇怪,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,好象都是夜总会,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,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,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,上台先说荤段子,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,介绍到他,主持人说:“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!”
他挣点儿钱,到处走,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,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,那曲草原和拉萨。走滇藏路,徒步到昆明。晚上有帐篷,不是买的,是找个裁缝店,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。晚上刮个风就倒。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,一瓶小二锅头,又下雨,饥寒交迫,就地睡下。帐篷根本不顶事,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。
冷热饥渴,这都特别具体,用他的话说,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,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,没有那个。生活本身“不好不坏”。
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,他说:“这种考验有意义么?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,这也是考验意志力,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,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,还不是个人的虚荣,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,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,哪怕在孤独的时候,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。”
他喜欢走,但是走到哪算哪,不是为了征服什么,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。
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,“我朋友让转告一声,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,永远在路上歌唱。”
周云蓬笑,“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?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。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。就像《大独裁者》里说的一样,那些人是机器人。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,签大公司,有海边的大房子,在新闻联播放《中国孩子》,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。”
众人看着我笑。
有人问,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?
他说,作一个自私的公民,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。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,太空洞了。
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,“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,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,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,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,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,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。”

5
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,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“一朵红花红又红,刘胡兰姐姐是英雄,毛主席题词金光照,生得伟大死得光荣”,一边跳皮筋一边唱。
他也差不太多,等到了青春期,看朦胧诗的年纪,我抄汪国真席慕蓉,他看北岛泰戈尔,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,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,比如他写《山鬼》: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,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……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,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。
“沧桑”“俯瞰”,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,用他的话说,有一种“挺正经”的劲儿。
要打破这个不容易,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,“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”。
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。题目基本上都是《我的家乡》,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:“难道不是这样吗?!”
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。
他一个老师挺好,调走了。有个同学写文章:“李老师,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……”
他说,人都不会表达爱了。
男女之情也一样,他说,“说给你介绍个“对象”,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,‘对象’是一个哲学用语,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,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。还有什么“生活作风问题”,你的“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”?”
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,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。
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,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,能更自由地阅读,比方可以私下里看《金瓶梅》,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。他说,“阅读跟恋爱一样,要私人化,隐秘化。”
后来他四处走,喜欢听地方戏,看唱粤剧的盲人,全是北宋,南宋的古诗词。还有苏州评弹,小桥流水和白蛇传,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。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,不要块状,不要排比,尽量亲切。
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,悲催,苦逼,给力,说更多有色彩、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,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,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。
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“野孩子”的歌,是写凡高的《伏热》:
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
就算破碎了,那也是,那也是石头
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
就算天黑了,那也是,那也是花儿
他说,多简单的词儿,花儿和石头,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,但这诗意。
6

周云蓬写过一段话,“在我的梦里,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,看到树是绿的,还是蓝的,我健康的奔跑,不用怕撞到什么。可是我梦见了她,完全是一个黑影,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,都是瞎的。”
这个疼,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。
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,追求绝对的自由,“后来才明白,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没法完全自由。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,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,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,你若是爱上一个人,它就是不自由的。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”
两人在一起,没有钱,脾气也不会好,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。快分手,他在宁夏,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,总觉得是她打来的,还是分了手。
他说,恋爱的这种痛苦,会让人落到地面,精神回归到肉体。崔健怎么唱的?----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,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。
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,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,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,不急不慢地,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,柔嫩脆弱地露出来。
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,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“那么多经历,那么多故事,最后变成一首歌,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,它们是没办法了”
他写了这首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:
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
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
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
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
……
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
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
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
……
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
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
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
期待我的灵魂附体,重新回来。
痛苦不是财富,痛苦就是痛苦,“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,你非气死不可,你才不愿意去写。你会想,别写那首歌了,宁愿经历好一点。”
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,说不出来的时候,音乐降临。
7

零四年以后,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,精神上就自在一些,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,不那么沉重,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。
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.他喜欢爬爬山,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,一条小路拐来拐去,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。刘天华、刘半农、梅兰芳、马连良,还有梁启超,“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,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。”
他写了《春天责备》,说“这个诗刚写的时候,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,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。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,生活很暗淡,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。”
他写:“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,坡上有一片墓园,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。天气好的时候,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,有一种催眠的作用。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,时间缓慢逐渐凝固,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。还有一只猫和狗,每逢我改善生活,他们都会不请自到。锅里的羊排熟了,我摸索着掀开锅盖,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,都跃跃欲试着。”。
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,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:命运如大海,自由如小舟。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,人要尊重一种界限,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。
他看不见字,但对《诗经》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,他写:
“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
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
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
他说:童子莫对,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,如助予之叹息”
后来他写《牛羊下山》,包括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的歌词,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。“牛羊下山,晚炊,草木香,山气日夕佳,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,陈年的米缸。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,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。”
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。“一低头一抬头,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,变幻莫测又清透。我比较喜欢水声,海洋啊,流水啊。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,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。我听了听,像闷雷,很低沉,很持久。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”
这世界是他闻出来,听出来,摸出来,踩出来的,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,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,看看他写这个--------
“为什么我唱:一个叫木头,一个叫马尾,
而不是一个叫马头,一个叫马尾?
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。
张枣诗云:
望着窗外,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
梅花便落满了南山。”
很多人有眼睛,但他们早已不看,不听,没有感觉,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。
8
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,有观众对他说,“我非常不幸失明过,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,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。”
周云蓬说,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,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,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、灵感。
他说,失明是一个存在,对他来说,走在街上,被石头绊了个跟头,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,你缺了些什么,那种感觉渗透一生,没法超越。他说,“我承认它的存在,也承认没法超越,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。”
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,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,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。
常有人问他,“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?”他说,“还可以。”
他们说,你真坚强。
他说,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,谁都挺痛苦的,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,比电视还普及。
很多人说:“见到了你,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”
他说,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。
9
老罗心疼曾轶可,要给她录专辑,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,我们都意外-----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,最后小曾果然没去,说瞧不上这音乐,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,罗永浩自己也觉得“不堪回首”,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,说小曾的歌挺好,词的语感很好。只不过她上了超女,所以争议大了。“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,比如说“幸福大街”的,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,左小祖咒也跑,就没人说”
他没有阵营感,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,不刻意制造高潮,也不刻意反高潮,他只是诚实。
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,站起来对他说,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,让他唱一首《中国孩子》。
他说,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。歌也不是说,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,那对歌也不尊重。
那男孩说“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”
他说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,他又补了一句,“不纪念,人们也会记得的,慢慢来”
我问他,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。
他说,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、意外的东西,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、温和的生活。如果要是总是愤怒,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,   
我说,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,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。
他说,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,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。他写《中国孩子》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,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。
四川地震后,很多校舍倒塌,很多朋友问他,说,老周,《中国孩子》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?
他说,我又不是郭沫若,才思没那么敏捷,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,而不是过分应景。
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,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,很可气。跟他去的朋友就说:老周,写个歌儿骂骂他们!
他说,“我很怕被这样“类型化”。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,PinkFloyd,TomWaits那样。那需要心态更放松,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”
我说,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。
他说,“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,就是好,就是好,或者是什么,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,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,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,你抗议你很牛,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,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,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。”
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,不是工具,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。
10
很多人面对残疾人,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。
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,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“周老师,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,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?”
情愫,都是这样的词。
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,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,他松松垮垮喝着酒,但随手一句,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,让我们乐不可支。他蔫坏一笑。
那天在现场,有人问我,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。我说,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,只不过不好意思坏。
周云蓬也说,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。人们会觉得,作为一个弱势群体,你还敢坏啊,太不要脸了。
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,两人约会,因为看不见,被学校发现了,他是好学生,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,他说“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,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。”
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。“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,但也不够坏,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,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?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,然后我能自愿遵守。要不就特别扭,不自由。”
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,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,你看他说的那句话,“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”
11
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,她是先天性失明。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。只是据说歌唱得好。
大家围坐一处,想听她唱歌,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。那女生说:“童童,给我们唱首歌吧。”大家很安静。她说:“一,二,三,唱!”孩子沉默着,如此多次,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。她唱的是“黑鸦鸦的黄沙岗,挺起个钻天杨”。
周云蓬说,经她的口唱出,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、庸俗之气沉淀净尽,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。“这样小、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,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.”
他稍有名声的时候,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,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,购买mp3、乐器,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。
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,说:“有个小男孩,问我有没有使命感,我说没有。可他偏让我有。他说我觉得你有,我说我真的没有。他说你那有救赎感!这就做作了,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”。
他说尤其不喜欢“使命感”这个词,“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”。
他说过一句话“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,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,那就做一个玩具,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。
我们的文化里,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《二泉映月》的阿炳,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,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,他有一个疑问是“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,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?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?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。”
他找来找去,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,他说,如果阿炳在天有灵,他会想“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?”
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,去理解、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0-12-13 06:11:33 | 显示全部楼层
--“他回答,不会的,那时我还没有精神。灾难来的太早,它扑了个空”。

这话说得真酷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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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12-14 21:51:20 | 显示全部楼层
这篇很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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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12-14 21:51:57 | 显示全部楼层
这篇很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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